斯洛珀医生一点一点地退出了医界，他只限于出诊那些症状新奇的病人。他再度游历欧洲，在那儿逗留了两年之久。凯瑟琳与他同行，这一次佩尼曼太太也随同前往。欧洲鲜有令佩尼曼太太感到惊奇之处，在那些最浪漫的景区，她常说：“你知道我对这些地方全都非常熟悉。”这里应该补充的是，她这番话既不是对她的兄弟也不是对侄女说的，而是对碰巧在她旁边的同行游人，甚至是对导游或者牧羊人说的。
从欧洲回来后的一天，医生对女儿说了些什么，让她吓了一跳——他的话听起来就像来自遥远的过去。
“我希望在我临死之前，你向我保证一件事。”
“你为什么要谈到死呢？”她问。
“因为我已经六十八岁了。”
“我希望你健康长寿。”凯瑟琳说。
“我也希望。可是有一天我会得上重感冒，然后无论谁希望什么都无济于事。我将以这种方式离开世界，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记住我曾经对你的嘱咐。请你向我保证，我走了之后，你不会嫁给莫里斯·汤森德。”
正如我所说，这番话使凯瑟琳大吃一惊。她的惊讶是悄然无息的，半晌她一言不发。“你为什么要说起他呢？”末了，她终于问道。
“你对我所说的一切都要质问。我说起他是因为他是一个话题，就像任何其他的话题一样。我们还会看见他，就像看见任何其他人一样，他还在寻找一个适合的妻子——他曾经有过一个妻子，后来又抛弃了她，我不知道是用什么方式。他最近在纽约，到过你表妹玛丽安家，伊丽莎白姑妈还在那里遇见过他。”
“他们两人谁都没有告诉过我。”凯瑟琳说。
“这是他们的长处，不是你的。他已经发福秃顶了，他没有发财。不过，我还不能光靠这些事实，就指望你对他变心，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才请你保证。”
伴随着“发福秃顶”这几个字，一幅奇怪的画面出现在凯瑟琳的脑海中，而她对世界上最年轻英俊的人的记忆，却永远都不会从那里消失。“我认为你并不理解，”她说，“我难得想起汤森德先生。”
“这么说来，你把这种情况继续维持下去，会易如反掌。请向我保证，在我死了之后，你一如既往，保持和现在一样。”
又一次，凯瑟琳长时间默不作声。父亲的请求令她大为惊异，它揭开了一道旧伤口，令她重又感到撕心裂肺地疼痛。“我想我不能保证。”她回答。
“如果你能够保证，那会给我带来极大的安慰。”父亲说。
“你不理解。我不能保证。”
医生沉吟片刻。“我请求你是有特殊原因的。我正在修改遗嘱。”
这个原因并没有能够触动凯瑟琳，的确，她几乎不明白其中的含义。她思绪万千，所有的情感都汇集于这样一种想法：他还是像几年前一样对待她。那时她曾为之饱受痛苦的折磨，如今她所有的经历，所有从中获得的宁静和坚毅，无不奋起抗议。她年轻时曾是如此卑微，以致现在可以有一点骄傲了。在这份请求中，在父亲自以为可以如此随心所欲地提出此等请求的做法中，存在着某种东西似乎对她的尊严构成伤害。可怜的凯瑟琳的尊严，既不是攻击性的，也不是永远静止不动的。如果你逼之太甚，你会发现它的存在。父亲曾经逼之太甚。
“我不能保证。”她简单地重复了一句。
“你真是固执。”医生说。
“我觉得你并不理解。”
“那么，就请你解释吧。”
“我不能解释，”凯瑟琳说，“而且我不能保证。”
“我敢说，”父亲叫嚷起来，“我简直不知道你有这么固执！”
她也知道自己固执，这给她带来一种不可言喻的快乐。如今，她已人到中年了。
大约一年之后，医生说到过的那个偶然事件果真发生了，他患上了十分严重的感冒。四月里的一天，他乘坐马车到布卢明代尔[51]去为一个神志不清的病人出诊，他被关在一家私人精神病院，病人家属非常渴望得到一位名医的诊疗意见。他坐在一辆敞篷马车[52]里，赶上了一场春雨，他发觉自己浑身都湿透了。他打着不祥的寒战回到家里，第二天便一病不起。“这是肺充血，”他告诉凯瑟琳，“我需要得到很好的护理。护理不会使结果有什么不同，因为我不会痊愈了，可是，我希望，所能做的一切，哪怕是最细枝末节的事，我们都做到，就好像我会康复一样。我厌恶安排欠妥的病房。你假设我会好起来，要精心地护理我。”他告诉她要去请哪位同行内科医生，事无巨细，给她做出了大量指示。她就是根据上述乐观的假设来护理他的。终其一生，他都没有出过纰漏，现在也没有。他年近七旬，尽管拥有平和的体质，但已失去了力量，不能将生命紧紧握在手中。他在病中熬过三个礼拜之后溘然长逝，在这期间佩尼曼太太和他的女儿一样，在他的床前殷勤伺候。
大家得体地等待了一段时间之后，打开了他的遗嘱。遗嘱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立于十年之前，包括一系列对财产的处置。他把财产中的大部分留给了女儿，并将适当数量的遗产留给了两位姐姐。第二部是遗嘱修改附录，写于不久之前，其中遗赠给佩尼曼太太和埃尔蒙德太太的年金维持不变，但是凯瑟琳的份额被削减至他最初留给她的财产的五分之一。“她早已从母亲方面得到充足的生活来源，”文件中写道，“她的开支从未超出过这项收入来源的一小部分，因此她的财富已经足以吸引那些不择手段的冒险家，而她也提供了理由使我相信，她锲而不舍地把他们视为一个令她感兴趣的群体。”因此，斯洛珀医生把他的财产中剩余的大部分分为数额不等的七份，把它们分别捐赠给位于美利坚合众国不同城市的七家医院和医学院校。
佩尼曼太太觉得，一个人拿他人的钱财来开这等玩笑真是骇人听闻，因为在他过世之后，正如她所说的，那些钱财当然就是他人的了。“你理所当然要去对遗嘱提出质疑。”她愚不可及地对凯瑟琳说。
“哦，不，”凯瑟琳回答，“我非常喜欢这种安排。我只是希望在表述上稍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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