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暮降临。这是一个秋天的夜晚，不过，按照英国人的标准，现在可算是温暖如夏日了。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呢，我在马厩的第一天就这样结束了。我散了一会儿步，在一家挤满了喧嚣吵闹年轻人的酒吧里喝了杯苏格兰威士忌，坐公交车去了皮姆利科[26]，提前几站下了车，继续步行。很快，灯光就从雾气弥漫的海豚广场处赫然亮起。自打我加入情报局麾下时起，这地方就令我感到战栗。在我的那个年代，海豚广场上有着比地球上任何一处建筑都要高得多的安全屋密度，而且，几乎没有哪间安全屋是我没去过，没在那里从我某个不幸的线人那里了解或介绍情况的。这里也是阿历克·利玛斯作为莫斯科招募者的客人，在英国度过最后一晚的地方，接下来他便踏上了牺牲的旅程。
胡德住宅110B公寓没有做任何背离自己身份的事情。圆场的安全屋一直都是力图营造不舒适住宿环境的典范。这间屋子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产物：一只工业级大小的泡沫灭火器，红色；两把做工粗糙的扶手椅，弹簧全没了；一幅温德米尔湖水彩画的复制品；一个迷你吧台，锁着的；一条警告标语，“即使打开窗户也不准吸烟”；一台屏幕极大的电视机，我下意识地认为它实际上是一块供监视用双向玻璃；还有一部上面没有任何号码、仿佛长满青苔的黑色电话机，据我所知，这仅仅是一台用来迷惑人的假货。在窄小的卧室里，有一张铁制学校宿舍用单人床，用来抑制性欲。
我关上电视机旁的卧室门，打开旅行袋，四处找地方，打算藏起我的法国护照。一张框起来的“火灾发生时操作指南”，被人用螺丝钉严丝合缝地拧在了浴室门上。我松开螺丝，将护照滑进指南后面的夹缝里，然后再次拧紧。做完这一切后，我下楼去，近乎狼吞虎咽地吃掉了一个汉堡。回到公寓，我招待自己喝了一大杯苏格兰威士忌，并且试图在其中一把残缺不全的扶手椅上小憩一会儿。哪里知道，还没有来得及睡熟便已惊醒过来，整个人都清醒得不能再清醒：时间不对了，这会儿是在西柏林，在见了鬼的1957年。
*
这天是星期五，一天快要结束的时候。
我在这个分裂成两半的城市里已经待了一个星期，此时，我正期待在一位名叫达格玛的瑞典记者的陪伴下，度过几天几夜尽享鱼水之欢的好时光。在一场由我们这边的英联邦高级专员承办的鸡尾酒会上，我与达格玛在短短三分钟之内便已陷入热恋。除了记者身份外，达格玛还兼任位于波恩、永远都去不掉“临时”这个名头的西德政府英国大使。按照原定计划，我几个小时后就要去见她了。但是，在去见她之前，我决定先去一趟我们的柏林情报站，和我的老朋友阿历克道别。
情报站位于柏林奥林匹克体育场再往前走一段的位置，为了彰显希特勒的荣耀，这里修建了一排排红砖墙外观的营房，曾经作为“德国体育之家”而享有盛名。现在，情报站正为了周末的到来在做准备。我发现阿历克就站在人员登记处那个装有铁栅条的窗口前排队，等着轮到他递出那个装满机密文件的托盘。他没有料到我会来，不过这世上本来也没有什么事情会令他感到太过意外，因此我就直接对他说，嗨，阿历克，很高兴见到你。阿历克说，哦，嗨，彼得，是你啊，你在这里做什么？接下来，在一阵一反常态的犹疑之后，他问我周末的时间是不是排满了。我说，是的。他又说，哦，可惜。我还想着你可以跟我一起去杜塞尔多夫的。我说，干吗要去杜塞尔多夫。他又犹疑了一下才回应。
“没什么，我只是需要离开这该死的柏林，离开一段时间。”他说，带着并不怎么令人信服的冷漠耸了耸肩。因为他似乎也接受这样一项事实——即便再天马行空，我也永远不可能把他想象成一个在毫无计划的情况下就跑去游玩某地的游客。“就是有点事要出去一下，要去见个人来着。”他进一步解释道。我认为，他之所以会这样说，是希望我能理解，眼下有个伙计需要他去关照。在这种情况下，我如果作为他的一名副手或者后援，或者随便什么身份一同参与行动，可能多少会有些帮助。可是，这却并不能拿来作为我失约达格玛的理由。
“我恐怕做不到，阿历克。有位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女士，现在正需要我心无旁骛地去对待她。我也需要她的一心一意。”
他认真思考了一下我所说的话，但他此时思考的样子，却并不是我和阿历克之间沟通时惯用的那种方式——那样子就仿佛他受到了伤害，或者困惑无比。这时，一位登记员不耐烦地做了个手势，指了指格栅的另一侧，于是，阿历克交出了他的文件。
“对你而言，有个女人是件好事。”他说，说话时眼睛并没有看我。
“即便是一个认为我来自英国劳工部、正在四处搜寻德国科学界人才的女人？得了吧！”
“周末带她一起来吧，她会被照顾得很好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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