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和我一样了解阿历克的话，那你就会知道，他这样说话，几乎等同于他正在哀号着寻求帮助，因为你绝对不会真正听到他主动向谁去请求帮助。我们一起在谍报圈里狩猎的这许多年里，在所有那些起起伏伏当中，我还从未见过他茫然失措的样子，但现在我竟然见到了。我将阿历克的邀请告诉了达格玛，她也很有兴趣。于是，就在这天晚上，我们三人经由西柏林空中走廊一路飞到了黑尔姆施泰特[27]，随便弄来一辆车，驱车前往杜塞尔多夫，并入住了一家阿历克熟悉的酒店。晚餐时间里，阿历克几乎没怎么说过话。但是，达格玛原来是真正的交际花，很放得开，所以大家的情绪都很好。晚餐过后，我们早早溜到床上，一夜笙歌，各自都对自己的表现感到十分满意。星期六上午，我们三个一起吃了顿时间稍迟的早餐，阿历克说，他手头有几张足球比赛的票——在我的过往经历中，从没听阿历克表达过对足球的哪怕一丁点儿的兴趣，结果此刻他手上竟然有四张票。
“第四张票是为谁准备的？”我问他，同时幻想他有一个藏起来的秘密情人，只有到星期六时才会现身。
“我认识的一个孩子。”他说。
我们坐上车，达格玛和我坐在后面，然后车就开走了。阿历克在一个街角拉下了手刹。有个长得挺高、面无表情的十几岁男孩正站在可口可乐的招牌下面等他。阿历克猛地推开门，男孩跳进了前排的副驾驶座。接着，阿历克介绍说：“这是克里斯托弗。”于是我们便打招呼道：“嗨，克里斯托弗。”然后，我们便驱车前往体育场。阿历克的德语跟他的英语说得一样好，甚至可能更好一些。他对着男孩低声用德语说话，男孩则咕哝着，时不时点个头，或者摇摇头。他多大了？十四岁？十八岁？无论他多大，反正就是那种德国青少年的典型形象，他们永远是那个样子：郁郁寡欢，脸上尽是粉刺，听大人的话，但并不为此感到高兴。他一头金发，脸色苍白，肩膀宽阔，作为一个孩子而言，笑得实在不够多。他站了起来，自球场的边线往后退了退，和阿历克并排站在一起，交换了一些我听不明白的奇怪词句。但男孩从来不会欢呼，他只是一直用力瞪着眼看。等到半场时间，他们两个人都消失了，我想应该是去小便，或者去买热狗了。但最后只有阿历克回来这里。
“克里斯托弗去哪儿了？”我问道。
“不得不提前回家了，”他生硬地回答道，“妈妈的命令。”
周末剩下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达格玛和我在床上度过了更多快乐时光，至于阿历克做了什么，我浑然不知。关于克里斯托弗，我不过是将他假设为阿历克手下某个伙计的儿子，需要外出玩一下，仅此而已。因为，对于伙计们而言，家人的幸福安康永远都是摆在首位的，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直到我即将返回伦敦，达格玛和她的丈夫已经安全回到斯德哥尔摩时，阿历克和我才在他最喜欢的一家柏林酒吧里一起喝了杯道别酒。直到这时，我才来得及看似随意地问他一句：“克里斯托弗怎么样了？”因为那时我突然觉得，那个男孩看起来似乎有点不太对头，性格上而言，给人以难以轻易取悦的感觉，还有，对于这种印象，我之前甚至已经专门说过些什么了。
起初，我还以为自己又要再次面对那种奇怪的沉默，因为他已经转过身去，不再看我了，如此一来，我这边也无法看清他的面容。
“天哪，真该死，我就是他父亲。”他说。
然后，他又不情不愿地说了一大串话，语句简短，大部分话语都不带动词，甚至都没有费心去告诉我要为他保守秘密，因为他知道我会的。这一整个故事，或者仅仅是他愿意说出来的这一部分：这个德国女人是他驻扎在伯尔尼时用过的通讯员，她住在杜塞尔多夫，是个好姑娘，好朋友。和她有过一段感情，想让我娶她。我不会娶她，所以她嫁给了当地的律师。律师收养了那个男孩，这也是他做过唯一正当的事。她有时会让我见见他，但不能告诉她那个该死的丈夫，否则那个混蛋会打她。
我从那把简陋的扶手椅上醒来之前所看到的最后一个画面，是阿历克和男孩克里斯托弗肩并肩地站着，表情严肃地观看那场足球比赛。他们脸上有着一样的表情，也有着一样的爱尔兰人下巴。
*
我肯定是在深夜里的某个时间点突然睡着了，但我对此全无记忆。海豚广场的时间是早上六点，布列塔尼正是七点。现在这个时候，凯瑟琳要起床走动了。如果我在家，我也会起床忙一忙，因为伊莎贝尔一旦开始她的歌唱，我们的首席公鸡谢瓦里埃也会开始打鸣。她的声音会从凯瑟琳的小屋一路传到院子里，因为无论何种天气下，伊莎贝尔的卧室窗户都会一直开着——这是她的要求。他们会给山羊喂食早餐，凯瑟琳也会喂伊莎贝尔吃她的早餐。接着，她们可能会在院子里玩玩追逐游戏：伊莎贝尔在前面跑，凯瑟琳拿着一勺酸奶跟在她后面。那些小鸡，在谢瓦里埃无用的指挥下，表现得就如同世界末日来临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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