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个礼拜，可能要住院也说不定，心情不是太好，希望不会是太大的毛病！）
雒阳太学前的广场上，陈琳作为文渊中的骨干分子领着以青年为主的太学生和一帮儒生彼此对峙，天子以朝廷之名下达的宣称要对鲜卑人进行报复的血腥诏书，和儒家中的‘修文德以使远人来服’的思想发生了剧烈的冲突，在过去帝国强盛时期，朝廷往往会对前来投降的部进行赏赐，免去他们的罪责，而现在天子不但下令斩杀对方前来献降表的使节团，命令边地士卒将其头颅悬挂于长城之上，更是说出了十倍杀之以行报复的暴虐之语，足以让那些传统的普通文人感到很不舒服。
儒学在帝国的思想体系中，很长时间都处在一种尴尬的地位，在孝武皇帝时代，名著天下的大儒董仲舒为了能使儒学走上政治舞台，而引入了法家的观点，利用大一统和君权天授迎合孝武皇帝，而有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但是实际上孝武皇帝只是借用尊儒的外衣使法家走上了帝国的政坛，因为高祖皇帝正是打倒了以法家思想一统六国的秦朝才建立了大汉，对于孝武皇帝而言，让法家名正言顺地取代原本治国的黄老思想，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得到整个贵族阶层支持的，于是才有了儒皮法骨的政治格局，董仲舒终其一生也未得到重用，不过儒家因此也扩大了影响力，至少在表面上，儒家关于道德伦理方面的思想成了帝国的主流思想，慢慢地对帝国各个阶层施加着影响。
光武皇帝中兴以后，由于光武皇帝本人和中兴功臣大半都是儒家出身，儒家才真正得到了实质上的发展，而光武皇帝中兴以后，帝国的政治也渐渐走向了伦理道德政治，在皇权强盛的前期，这种政治模式对安定社会起到了一定作用，可当皇帝孱弱，以后族为代表的豪强集团逐渐把持朝政时，这种伦理道德政治就变成了帝国政治中的病变体，孝桓皇帝时代开始越演越烈的名士风潮和门生故吏集团便是其引发的后果，伦理道德政治对于人的道德提出过高的要求，最后只会导致虚伪矫饰，人情关系也取代了正常的官僚秩序，而且由于过分重视伦理道德的作用而忽视了律法，于是法纪对帝国官僚的约束降低，直接造成了法律对犯罪者的区别对待，官僚和权贵者失去约束，普通百姓则苦于酷法，帝国在建宁以前的各种问题，从表象上看是豪强把持皇权和贪官污吏横行，但实质上却是伦理道德政治在制度上的天生缺陷，因为伦理道德政治要求皇帝本人作为道德楷模去统御臣下，若是遇到皇帝贤明而且拥有高明的治国手腕，那么伦理道德政治无疑能发挥它的作用，但可惜的是由于皇帝本人站在整个帝国的至高点上，很容易自我失陷在欲望中，伦理道德政治更多时候都是处于失效状态，而那个时候用以维系帝国运转的便是官僚制度和一些正直官僚，如果没有强而有力的皇帝或政治家出现，那么很快帝国就会轰然倒塌，死于内部的农民起义，即使伦理道德政治和儒家学说再利用安抚百姓，但是民众的忍耐是有极限的，当失去制约的官僚和权贵侵害到他们的底线时，原本看似温顺，受到传统观念和儒家学说忠孝服从思想熏陶的底层百姓会像火山一样爆发，将帝国拖入毁灭的深渊。
一直以来，刘宏都在淡化帝国的伦理道德政治，而降其纳入到社会秩序中去，政治应该是高效而讲究实利的，更是血腥和冷酷的，伦理道德政治注定只能碌碌无为，沦为一块遮羞布，在他看来中国历史上之所以每个王朝都是初期强大，而后每况愈下，便是因为儒家的伦理道德政治模式会渐渐取代原本高效的法家模式，每一个王朝之初，除去开国皇帝和功臣本身的才能，都会强调法纪的作用，但是随着后继者在能力上的缺失，王朝之初对法纪的重视会慢慢被侵蚀，无论是法家还是儒家，其本质都是迎合皇权，因此不管是法家的法治还是儒家的民贵君轻，到最后都只是一句空话，当贤明强干的开国君主逝去，之后的王朝皇帝们会破坏先人所定下的规矩，因为个人的好恶而进行赏罚，帝国的基础就在这样的情形下被破坏，贪污腐败的情况一旦开了个头，就很难得到遏制，最终使整个国家像病变演化，逐渐衰弱以至于死亡，而这个时候伦理道德政治往往会被那些利益攫取者当作一块遮羞布来使用，他们既没有儒家所提倡的道德修养，也没有确切的才能，他们所有的只是勾心斗角和争权夺利的本事，靠着开国君主和功臣们制定的制度使王朝苟延残喘。
历史上所有的中兴之主，几乎都是恢复王朝初始的法纪，约束失去控制的利益集团，才得以重新振兴王朝，就像现在的帝国，在光武皇帝中兴之初，依靠豪强起家的光武皇帝甚至不能对犯罪的大豪强施以制裁，但是随着皇权的巩固以及独裁制度，光武皇帝晚年时豪强势力便得到了抑制，而他的继任者孝明皇帝延续了他的政策，在这一段时期内，豪强势力被皇权全面压制，只可惜孝明皇帝之后，孝章皇帝开始对外戚纵容使得豪强势力反弹，最终在孝和皇帝以后危及了帝国，若不是刘宏上台以后利用光武皇帝制定的独裁制度，再次独揽了皇权，恐怕整个帝国将如原先的历史轨迹一样，被农民起义摧毁最后的统治根基，陷入军阀混战中，以最暴力的方式宣泄帝国累积的各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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