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学，作为刘宏改造帝国政治的大本营，从建宁以后，由他借鉴后世各种政治思想所提出的新儒学便在太学悄然崛起，而这个时候儒家学说的包容性就体现了出来，因为无论是大国沙文主义，还是帝国主义，刘宏都可以将它们披上儒家的外衣，孔子本身作为一个坚持周礼的贵族，尊王攘夷，贵中华，贱夷狄的思想始终贯彻整个儒学，在他死后，儒家一度有过八个学派，在战国时代，儒家也并非一直都碌碌无为，只是其所坚持的伦理道德思想和对君主过于苛求的道德使得他们没有太大作为，但是即使如此，秦朝在一统六国以后，始皇帝依然使用了儒家学说，只不过因为在郡县制一事上儒家和始皇帝硬顶，才导致了儒家被弃用，至于所谓的焚书坑儒，也不过是帝国建立以后，出于政治宣传的目的而炮制出来，当时始皇帝焚烧的是六国史书，坑杀的也只是那些方士，至于儒生根本未受到打击，最多是在政治上全面遭受挫折和失利，若说秦末的典籍遭到损坏，应该说是项羽在咸阳的一把大火，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学说是为政治服务而产生的，这几乎可以说是百家学说的成因，而这一条也是贯彻整个中国历代王朝的一条准则，当家天下的制度形成以后，所有不适应皇权统治的学说都被摒弃了，而剩下的法家由于在秦帝国的失败而注定只能隐藏在儒家的外衣之下，但即使如此法家在之后的历代王朝里照样被阉割，至于儒家更是直接被进行肢解和完全为政治而进行解读，这也是儒家学说自战国时代以后，不但没有进步，而且甚至倒退的主因，刘宏并不认为自己能依靠先于整个时代千余年的积累而另外开创什么学派，因为历史早已经证明，即使出于政治目的被进行解读和修改，儒家学说的核心伦理道德依然是最适合帝国的，他所要做的只是修正它的缺陷并使其为自己服务就可以了，刘宏并不是一个多么高尚的人，冷酷或者自私的评语更适合他，因此他依然会为自己的后代打算，作为从秦末统一至今的帝国，皇权的神圣性已经深入人心，在原本的历史轨迹里，三国混战之后，魏篡汉，晋篡魏，使得皇权失去了原本的神圣性，才导致了士族门阀制度的形成，自那以后，再也没出过超过四百年的皇朝帝国，刘宏的私心让他决定利用新儒学将皇权和整个国家连为一体，让普通百姓和帝国的精英阶层将皇权和国家看得高于家族利益。
七年的努力，让刘宏在太学里培养了一批忠于自己的年青太学生，而他们也是他麾下舆论的主要实力，尽管他们的名望还比不上那些成名已久的士大夫，但是青年所具备的冲劲让他们比起那些士大夫更加狂热和充满干劲，在太学里正是靠着陈琳这些青年太学生，刘宏掌握了帝国的未来，但是眼下新旧思潮的对立依然严重，至少那些传统的儒生和文人并不喜欢刘宏带给太学的变化。
在帝国的知识分子阶层中，严格意义上来说，无论是高门望族还是寒门庶族，都属于地主阶级，两者之间的区别不过是前者在帝国的豪族政治趋向瓦解时依靠时运取得了先机，从而阻挡了后者的仕进之路，利用攫取的政治地位试图为将取得的特权延续下去，在原本的历史轨迹中，席卷整个帝国的内战最终确立了这种比之豪族政治更为落后的门阀制度，导致了自秦汉大一统之后集权帝国的中央衰弱，最后酿成了五胡乱华的恶果，但是现在，由于刘宏的出现，在一切都只是处于转变初期时，逆转了这种变化，一方面压制高门望族，一方面扶植寒门庶族，使得整个帝国在原本的豪族社会走向崩溃时建立起了一个更加健康的士族社会，虽然这种转变还未完成，也远未定型，可是两者的差距已经被缩小，足以形成一个撑起整个帝国的精英阶层。
在太学里，来自地主阶级的太学生占据了大多数的位置，但是这不代表太学里便是以他们为主，一个帝国若是底层的百姓永远没有出头的机会，那么它也就离灭亡不远了，即使以帝国的社会结构，一部分底层出身的人依然有机会出头，只是这机会相当的渺茫，而太学便是机会之一，虽然太学里年轻的贫寒太学生几乎一边倒地站在了刘宏这一边，但是仍有相当一部分人非常固执于以前学的经义，而这一部分人便可以算作一个典型，他们代表了帝国目前知识分子阶层里最底层但同时也是最坚定的一批人，他们并不喜欢刘宏那种违背传统的做法，在几乎没有参与过政治的他们心目中，理想的君主应当是仁慈而非残暴的，刘宏对鲜卑人那种赤裸裸的血腥报复的诏书宣言，在他们看来是一种先兆，刘宏会因此而变成暴君，迟早会将这种残暴带给本国百姓。
历史上，在一个王朝后期，撑起国家的只是少数正直的精英，而朝堂上多的是无能而且卑鄙的同僚，至于民间则更多是思想僵化的知识分子，而这并不能归咎于这些人本身，因为这本就是统治者天生对统治下的百姓的防范，以帝国为例，光武皇帝中兴以后，大肆推广儒学教育，并且使用儒家典籍作为选官的标准，但是实际上官僚依旧以豪族或者崛起的高门世家为主，而这些人往往并不使用儒家的手段治国，但是表面上他们都是儒家徒，而民间得到教育的普通人更多的是受到教条式的儒家思想教育，他们看似得到了出头的机会，但是最后真正能够成功的只有极少数人，而这极少数人也会立刻成为前者一样的人，脱离原有的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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