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一本笔记，当时被当做证物收走了，还是你签的字。你有没有印象？”
付贵歪着头沉思了一阵：“好像是有这么一本东西……不对，是一摞，一共有三本。”
我们三个一听，都是一惊。那种牛皮镶银笔记我手里有一本，木户加奈手里有一本，居然还有第三本？
“笔记本里写的什么内容你知道么？”
“不知道，里面用的是密码。我估计大概是考古笔记之类的东西吧——不过许一城自己已经承认，所以检控方对这些笔记也没什么太大兴趣，当成二类证据，没费心思去破译。”
果然这第三本笔记，也被加密过了。只是不知道它用的密码是和《素鼎录》一样，还是跟木户笔记相同，抑或有自己专属的密码。
“后来这些笔记本的下落呢？”我问。
“日本领事馆来了一个叫姊小路永德的外交官，说这是日本政府的财产，给收走了。”
“全收了？”
“啊，那当然，三本全拿走了。”
木户有三笔记的来源搞清楚了，可是新的疑问重新发现：如果日本政府当时把笔记本收走，那么我家里那本笔记，到底是从何得来的呢？还有，第三本笔记，下落又在何处呢？
我又细细追问，也亏得付贵对当年那件事印象太深，许多细节都还记得。我问了一圈下来，发现付贵这个人只是凭着对朋友的义气，想要帮帮许一城罢了，他只是个小探长，对于盗卖佛头这件事本身，知道的恐怕还不如黄克武多。
综合黄克武、付贵和木户加奈的故事，许一城的形象逐渐丰满了，但他与木户有三在1931年7月到8月之间的经历，却还是一片空白。
我问道：“我爷爷，到死也没再说什么？”付贵摇摇头道：“没有。你爷爷许一城是个茶壶煮饺子的性子，他不想说的，你一个字也别想撬出来。他临刑前夜，我带了点酒菜去送行，劝他再好好想想，只要他说一句话，我就有把握把这案子拖下去。可他什么都没说。等我把酒菜盘子端出监狱，发现案底粘了一张纸条。纸条上说他与我相识一场，总要留点东西做纪念。纸条指点我去南城一处偏僻的冰窖里，从那里拿到一件唐代的海兽葡萄青铜镜。我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咱们以镜结识，就以镜结束好了。”
他说到这里，深吸一口气，闭上眼睛。
“我想找他的遗孀，可她那时候已经抱着刚出生的孩子失踪了。后来抗战爆发，日本人占了北平，我没跑，稀里糊涂当了伪警察。抗战胜利以后，我勉强避过了汉奸的风头，还抱上了北平警备司令的大腿。可惜抱得太紧，等到了北平和平解放，我想松开都难了。后面的事你们都知道了，我在监狱里待了小半辈子，出来以后也干不了警察，就靠当年跟许一城混的时候学到的一鳞半爪，在天津当个拉纤的。”
“不对……”我喃喃自语。桌上其他三个人都听到了。付贵眉头一皱：“你说什么不对？”
我抬起头：“我说您收的那样古董不对。”
“你是说你爷爷给了我的是赝品？哼，你太不了解他了！”付贵不悦道。
“不，不，不是说这枚青铜镜是赝品，而是……”我飞快地组织着语言，“而是你拿到那枚青铜镜的地点，有问题。您刚才说，这东西是搁在一个冰窖里的？”
“对，就在城南的一个小村子里头，以前是给宫里专门存冰用的。”
“这就奇怪了。我爷爷是白字门的大行家，五脉掌门。他绝不可能做出这种没常识的事来。”
我的话立刻吸引了其他人的注意。我扳着指头解释道：“青铜镜的合金配方是锡加铜，而锡这种东西，在低温下会变成黄色粉末。青铜器如果放置环境不对，其中的锡成分就会形成粉蚀，还会迅速传染到附近的区域——所谓‘锡疫’。所以青铜器的保管，低温是一个绝对的大忌。”
冰窖，顾名思义，是存放冰块的地窖。古人没有冰箱，只能挖一个很深的地窖，在冬天把冰块放进去，利用低温存放到夏季使用。所以冰窖里的温度，是非常低的。把青铜器搁在里头，不出一个礼拜，就会得上锡疫。
许一城是青铜器专家，他又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把送给朋友留念的青铜器放在冰窖里？
“可他确实是那么放的呀。”付贵辩解道。
我注视着他的双眼：“那么只有一个可能。他是通过这个铜镜，想传递什么信息，但又不想被其他人知道，所以才会用这种看似不合理的放置办法，来做出暗示。而这个暗示只有铜镜发生锡疫后，才能被发现。”
“咳！他何必跟我绕这么大圈子？有啥话不能直说。”
“佛头这件事，牵扯太广，多少方势力都在暗中窥视。我爷爷那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您后来拿到铜镜以后，可记得上面有什么东西？”
付贵道：“从冰窖起出来以后，就一直搁在家里。青铜器我不太懂，也就没怎么仔细看过。”
黄烟烟忍不住问：“那枚青铜镜现在在何处？”
说到这里，付贵面露羞赧，拍了拍脑袋，这才说道：“呃……已经不在我手里了。前两年老婆子要看病，我把它给卖了。可看病的钱还是不够，所以我才想跟孙掌柜联手，搞一回大的，就带老婆子回家乡养病。没成想倒让你们找上门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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