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皇帝准备动手了，就算是薛延陀的夷男可汗妄图冒犯天颜，太宗皇帝都暂时忍了，就像房玄龄，长孙无忌和杜睿都坚持的那样一一攘外必先安内！
可以想象在太宗的雷霆怒火之下，那些曾经显赫一时的世家大族们，会有什么下场，其实勾结魏王李泰谋反，只不过是个诱因，世家大族的没落从他们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就已经注定了，在民智逐渐开启的大时代环境下，世家大族这个社会的畸形产物，毒瘤必将走向灭亡。
对于世家大族的没落，根本原因就在于士族自身的腐朽，士族制度下的门阀士族特别是高级士族凭借门第就可做官，世代控制高级官职。
特殊的社会环境使许多士族不思进取，沉溺于清闲放荡的生活，不屑于政务军务。而且，农民起义，内部矛盾也加速了士族阶级的灭亡。
在原本的历史上，从隋唐开始，科举制的实施，就使门第不高的庶族地主通过考试参加到政权中来，摧垮了士族制度的政治基础“九品中正制”，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推行使一部分无地少地的农民得到了一些土地，也保证了农民的生产时间，其禁止无限占田和随意买卖土地的规定，多少起到了抑制土地兼并和保护自耕农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士族制度的经济基础。二是唐朝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三是农民战争进一步摧垮了腐朽的士族制度。
原本士族还能苟延残喘一阵子，但是如今士族们居然妄想着勾结李泰谋反，被太宗抓住了小辫子之后，怎么请绕，落到这步田地，说来也不过是咎由自取罢了。
只不过想要一举而下，却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士族存在了几百年，自然有他们存在的道理，且大唐承袭魏晋之风，虽然经历了五胡乱华等等社会变革，但是说到底，如今依然还是身份制的社会，世家大族在社会上享有崇高的威望和地位。
如今社会上，在所有尊贵的世家大族中山东七姓，陇西八家算是显赫的，在这其中又有五支最为尊贵。即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陇西李氏、赵郡李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其中李氏与崔氏各有两个郡望。所以称之为五姓七望，或五姓七家。说起来当今的皇室也不过是陇西李氏在太原的一个分支罢了，充其量也就只能算是旁门。
在原本的历史上，“五姓七家”这个概念在唐时广泛流传，使自魏晋而建立起来的唐朝士族实际呈上升趋势，尤其是自中唐始，人们对世家大族的观念进一步深固，士庶高寒间仍有着极深的鸿沟。
五姓七家恃其族望，耻与诸姓为婚，傲慢进行着内部通婚，以保持高贵血统。如按北魏以来的传统，清河崔氏与陇西李氏、范阳卢氏世代婚姻；赵郡李氏则与博陵崔氏世代为婚姻，范阳卢氏与荥阳郑氏世代婚姻，陇西李氏与范阳卢氏世代婚姻，他们不屑与其他姓氏为婚。
盛唐宰相薛元超叹：“此生所遗憾者，未能娶五姓女！”
看看，连宰相大人都有这么深的门第之见，可见原本历史上人们对于门第血缘的重视，到了何等的疯狂。其实当时，薛家也已属以韦、裴、柳、薛为成员的新兴“关中四姓”之一，但仍如此仰望“五姓七家”，足可见其影响。
在原本历史当中的贞观朝，太宗就曾因为无法忍受世家大族的傲慢，说过：“比有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广索聘财，以多为贵，论数定约，同于市贾，甚损风俗，有紊礼经。既轻重失宜，理须改革”
当时，太宗多次发出包含迷惑与愤怒的质问：“吾实不解山东四姓为何自矜，而人间又为何重之？”
于是命重臣修《氏族志》，但在初稿中，编修者无视皇室，而将“山东士族”中的博陵崔氏排为天下第一。后在太宗干预下，《氏族志》抬高皇室，对“山东士族”进行了压制，但却没取得实际性效果。
如今因为杜睿的出现，太宗总算不用那么小打小闹的耍些小脾气了，一本《氏族志》改变不了任何东西，真正能让那些士族低头的只有血淋淋的屠刀，而这一次刀把子还是那些昏聩，自以为是的士族们主动递到太宗手里的，十恶不赦当中，谋反可是被列在第一位的，他们既然有胆量勾结李泰谋反，就要有承受太宗怒火的心里准备。
尤其是李泰作为太宗被宠爱的儿子，居然被那些士族们撺掇着要拉杆子谋反，虽然最终李承乾的求情，让太宗找到了台阶下，总算是保住了李泰的一条命，可是已经被怒火焚烧了理智的太宗，此刻火气正没处撒呢，又恰逢变法，世家大族的没落自然也就在所难免了。
可是事情却不像太宗想的那么简单，那些士族之人虽然刀斧临头了，却不想着如何平息太宗的怒火，而是在第一时间想到了反抗。
就在杜睿领了太宗的旨意，准备对那些世家大族之人动手之时，预想当中的激烈对抗也开始了。
承天门外，众多世家大族出身的大臣们聚在一起，相互说着什么，声音极大，如同菜市场一样，这些其中，不凡有绯红、浅红的官员，还有一两个穿着朱紫袍服的官员，这些官员也许并不在太宗面前受宠，但是到底也是朝廷中的大员，非比寻常，就算是外放，最起码也是一个刺史级别的人物了，别人口中也会直称使君了。可是在这里，却是如同泼妇一般，口中直骂着杜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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