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睿并没急着对太宗做出回答，而是就他上书所言三事，条条加以批驳，府兵制度的隐患，太宗已经有所感触，毕竟当初大唐定鼎天下的过程当中，太宗曾作为天策上将军，征讨四方，对兵事的了解要比李承乾强的太多。
紧接着，杜睿又说起了他所陈三事的第二件一一均田制度。
均田制度起源于北魏太和九年，北魏孝武帝颁布实行“均田制”的诏令，先立户籍确定人数，之后按照人数授于田地，将全国田亩分为露田和桑田。
露田，即口分田，男十五岁以上给四十亩，女二十亩，奴婢也可以有露田，年满66岁或身死后须将田归还官府。露田只能种植谷物和桑麻，不许栽种树木，并不许买卖。受田的农民每年必须缴纳一定数量的租粟、调帛或麻，还必须服徭役和兵役。
桑田，即永业田，男一人二十亩，作为自己的财产，不用还给官府，也可以买卖。
这一制度经历了北魏，北周，隋朝，一直延续到了大唐年间，就目前的情况来说，均田制度还是好的，有可取之处，在经历了战乱之后，中原大地，地广人稀，土地荒芜，民生凋敝，均田制度首先一定程度上使无地农民获得了无主的荒地，农民有了安居乐业的可能，生产积极性提高，同时大片荒地被开垦出来，粮食产量不断增加，从而积极推动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其次，均田制是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并未触动那些豪门大族的利益，一方面有利于国家征收赋税和徭役，另一方面也从根本上巩固了朝廷的统治。
但就像府兵制度一样，均田制度如果一直这样发展下去的话，也容易走向一个极端，最终，变得腐朽，进而破坏大唐的根基。
均田制虽然包括私有土地，但能用来授受的土地只是无主土地和荒地，数量有限。因而均田农民受田，开始就普遍达不到应受额。口分田虽然规定年老，身死入官，但实际上能还官的很少。
随着人口的增多和贵族官僚地主合法、非法地把大量公田据为己有，能够还授的土地就越来越少。
均田令虽然限制土地买卖、占田过限，但均田农民土地不足，经济力量脆弱，赋役负担沉重，稍遇天灾人祸，就被迫出卖土地，破产逃亡。
地主兼并土地的情况在这一背景下，是必然要发生的。正因为如此，均田制在北魏实施以后不久即被破坏。经过北魏末年的战乱，无主土地和荒地增多。继起的东西魏、北齐、北周、隋，施行之后又遭破坏。
隋朝末年天下大乱，直到李唐定鼎关中时，人口大减，土地荒芜，新建立起来的唐王朝正是在这一基础上，重新推行均田令，为的就是鼓励农民拓荒，刺激经济发展，而且成效显著。
但唐高宗以后，均田制又逐渐被破坏。随着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国有土地通过各种方式不断转化为私有土地。到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土地还授实际上已不能实行。德宗建中元年，杨炎建议实行两税法后，均田制终于瓦解。
简单说来就是，土地是一定的，但是人口却在不断的增长，再加上唐朝的赋税制度刻板教条，其基点就是人口和土地。如果人口与土地发生了变化，那么所谓的赋税就失去了征收的基础。
甚至在唐玄宗开元以后，天下的户籍一直没有更新，“丁口转死，田亩卖易，贫富升降”，官方并无确切的数据。土地兼并之后，多丁的富户又以“宦、学、释、老”可以免除赋税。穷困者要么举迁以避税，要么依附于豪门以“部曲、客女、奴婢”身份逃税。结果是“课免于上，而赋增于下”，百姓苦不堪言，外加国家奢侈无度，兵役多有，官吏纵然苛刻征税，也免不了“财用益屈，而租庸调法弊坏”的结局。
为了扩大财政来源，李唐王朝也曾想过各种方法。肃宗、代宗与德宗间，宰相刘宴“盐铁、转运、屯田、和籴、铸钱、括苗、搉利、借商、进奉、献助，无所不为”，其中，盐、铁、茶、酒专卖，曾为朝廷带来丰厚的岁入。
赵赞则试行过“税间架，算除陌”。前者为房产税：房屋以二架为一间，上间上缴钱二千，中间一千，下间五百。
后者为交易税：公私贸易，千钱者上税20%，超过者依50%。物物交换者，参照物之价值上税。不过，赵赞之税因为“民益愁怨”而作罢。
真正的税制改革，则有赖于德宗时的宰相杨炎，他提出了“两税法”方案。
具体措施有：第一，确立“量出制入”的征税原则，也就是说，按照财政开销的多少确立赋税的总量，然后再分派税收定额。按照今天的标准，此举措意义非凡，它改变了中国几千年来财政“量入为出”的传统，不再遵循“有多少钱办多少事”的财政开支惯例，而具备了现代财政预算的雏形。
第二，“户无主客，以居者为簿”，也就是说，不分户头里的主人和附庸，按照所居者统一征税，以打击依附于豪门偷逃赋税的避税行为，扩大税收基数。
第三，“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也就是改变人头税的做法，将税收的征收对象由“人口”转为“资产”。以后世的税收观念来看，此举措颇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按照税收发展史，现代税收制度的形成，其中的一个标志就是“从人头税到财产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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