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白了，早在藩王开始有了叛乱苗头时，东厂、锦衣卫和外务府的十几万搞宣传、监察的缇骑、番子们就没闲着，一直在为朝廷、为崇祯皇帝宣传新政对百姓的好处，不论是清田还是商税，亦或是撤销卫所，全是为了让百姓们能吃饱饭。
尤其是外务府的宣传方式非常接地气，经常就是派人专门一个村镇一个村镇的亲自去当众讲朝廷的大计，用的也都是白话，百姓们虽然大多不识字，但道理还都是懂得，尤其这两年朝廷又是减免税赋、又是给他们分田地的。
藩王和朝廷哪个真正对他们好，这还用说吗？
有了这些早便布置好的前期准备，再加上崇祯皇帝手里也不缺兵，在没有群众基础的情况下，藩王的造反在一开始就决定了结局，没有百姓跟在他们后头，只凭着他们自己那点积蓄折腾，又能折腾多久？
你有银子时，这些民壮可能为了吃饱饭跟着你折腾，等你钱粮不够了，是不是要去抢？你若真的去抢了，反倒更是正中崇祯皇帝下怀了。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至于崇祯皇帝为何让郑芝龙不必太操心蜀王的事儿，一方面是郑芝龙的主力是水师，崇祯皇帝并不想郑芝龙掺和太多陆战的事儿，二来，蜀王的事儿他早就计划好了，蜀王的所谓大军倘若能出了川蜀，算他崇祯输。
杨嗣昌被崇祯的话说的直皱眉头，倘若是以前，杨嗣昌肯定会觉得崇祯皇帝是乱说，但这两年的经历告诉他，一切的事情都在朝着崇祯皇帝当初的预料发展，当今陛下仿若能掐会算的神仙一样，总能在最关键的节点算计好一切。
以至于杨嗣昌在思索对错时，总会去先考虑自己的原因，看陛下的意思，蜀王的兵马肯定早已有了对策，这到不用他来多嘴了，只是刚才崇祯皇帝的一番话却又是发人深省，这就是陛下所言的民心与民智吗？
杨嗣昌最终还是忧心忡忡的离开了乾清宫，他发现每次与崇祯皇帝长谈，总能受益良多，但每次却都带着更多的疑问回去。
三天后，鲁王、衍圣公大军溃败的消息传至整个顺天府，并非常迅速的向外地扩散，尤其是衍圣公、鲁王、德王、衡王都惨死于乱军之中，更是成了京畿各地州府吃瓜群众们的酒桌谈资。
十一月初二，也就是鲁王兵败后的第四天，崇祯皇帝下旨，鲁王、德王、衡王、衍圣公均除爵家产充公，鲁王、德王、衡王直系子嗣、妃嫔皆处死，孔府全族贬为庶民，一甲子内不得参加科举不得为官。
这消息就更劲爆了，一时间连朝廷里的百官都毛了。
御史从发布诏书的第二天起，崇祯皇帝收到的奏疏数量瞬间激增了三倍多，大体上都是劝崇祯皇帝收回成命，从孔家嫡系子孙中再选出一位来当衍圣公，言辞之恳切、申明之大义，倘若是前任，肯定就会毫不犹豫的顺应官心。
朝臣们一位崇祯皇帝在第二层，可崇祯皇帝却早就到了第五层，他们的奏疏崇祯皇帝大多都是看了一眼便被他扔到了一旁的木头箱子里封存，这叫留中不发。
意思是你们奏疏朕看了，但是朕假装没看到，也绝对不会处理。
同时崇祯皇帝也让厂卫多多留意民间对于此事的看法，相比于官员们的意见，崇祯皇帝最看重的还是百姓们的看法。
然而这两年来，不论朝廷如何动荡、崇祯皇帝如何折腾，却从来没有折腾过自己的百姓，即便是藩王造反，崇祯皇帝也以怀柔政策将此事对百姓的影响降到了最低。
与朝堂之事甚至衍圣公的事儿想比，百姓们最关心的还是粮食问题和土地问题，韩山河派出去的便服缇骑询问田地里的老汉，不少人开头一句便是，孔胤植是哪个？于是崇祯皇帝心中大定。
距离北京城只剩不到两百里的福王朱常洵，自然也得知了这个消息，原本鲁王兵败，少了一个竞争对手，朱常洵应该高兴才是。
可是朱常洵却完全高兴不起来，鲁王也好，他朱常洵也罢，为了募集手里的这些兵马都是废了九牛二虎之力，然而他们引以为傲的大军，在那位暴君手里竟然连一天都撑不过去。
当朱常洵知道如此大规模的野战，朝廷最终的损耗不过三百人时，朱常洵当晚连觉都睡不着了。
令他睡不着的最主要原因并不是鲁王战败，而是包括鲁王在内，德王、衡王、衍圣公全部死于溃军，这事儿骗骗老百姓还行，想骗他朱常洵却是不可能，这其中必然有那暴君的命令，否则京营将领怎敢擅作主张。
他们是藩王，即便兵败，也有豁免权，虽然不可能再像从前那样吃香的喝辣的，还得被监禁在一个小院子里，但总能吃喝不愁。
然而，鲁王的死却将朱常洵的后路给彻底封死，这就意味着这次起兵，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朱常洵第一次觉得，没有第一个感到京城，是一个多么明智的决定。
与此同时，即便朱常洵严令此事不得外传，但这消息仍旧像长了腿儿一样，没多久就传遍了整个大营，于是，朱常洵士气本就不高的大军一夜之间士气就低到了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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