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王建又派使者赶赴楚国寿春商谈合纵事宜。
这位使者尚未离开临淄，楚国的使者到了。寿春政局发生巨变，公子负刍联合楚国贵族发动了政变，杀了楚王犹，囚了李太后，自立为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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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子负刍本来还在耐心地寻找机会，哪料咸阳政局突变，中原秦军绝无可能在此刻攻打楚国，这真乃天赐良机。
公子负刍毫不犹豫，果断发动了兵变，篡位成功。
公子负刍做了楚王，马上派使者赶赴中原，同时以最快速度合纵齐国。
楚国的使者到了中原，正值武烈侯为中土局势的一连串变化而忧心忡忡之刻。
咸阳政局的变化源自宝鼎对历史的了解，正是因为他知道赵太后死亡的大概时间，才提前布局，制造了一个“徐福刺秦”的大阴谋，但他始料不及的事，“徐福刺秦”的后果就像历史上“荆轲刺秦”的后果一样，给了秦国攻打齐国的绝佳借口。
秦王政为了泄愤，下令灭齐，要血屠临淄做为报复，那么很显然，宝鼎再想按照历史上的统一轨迹发展，打完赵国调头就去打楚国已经非常困难了，如此一来，中原战场风云再起，秦国必将迎来与齐楚联军的一场恶战。
但此事还不足以困扰宝鼎，毕竟赵国还没有灭，中山一战还要打，另外河北还没有从大饥荒中摆脱出来，秦国接下来不管是打齐国还是打楚国，首要之务是稳定河北，这需要时间，有这段时间做缓冲，宝鼎认为还是有办法说服秦王政和中枢先打楚国。
当前最让宝鼎担心的就是咸阳政局的失控。
徐福刺秦，赵太后暴毙，秦王政负有一定的责任，即使他杀了尉僚，驱赶了部分关东系官员，也无力阻止自身威信的下降。更为严重的是，老秦人和楚系熊氏势力对咸阳宫的旧怨新仇一起爆发，趁此机会向咸阳宫发动了猛烈“攻击”。此刻各种不利于咸阳宫的谣言满天飞，这对咸阳宫的权威是个打击，对秦王政本人的威信也是个打击，老嬴家更是因此颜面大失，声望暴跌。
嫪毐（laoai）之祸源自赵太后淫乱后宫，今日徐福刺秦又是源自秦王政崇信神仙术，秦王政这对母子在咸阳宫接二连三地上演了一幕幕丑剧，这令王族蒙羞，让老嬴家成为天下笑柄。
大王和太后先后爆出丑闻，受到打击的不仅仅是咸阳宫的权威，更可怕的是中央的信任出现了严重危机。在目前这种局面下，地方郡县，各军将士，包括大秦士庶对王族和中央的信任度必然下降，如果不马上予以挽救，将对大秦的统一大业，对大秦的未来造成无法预料的后果。
宝鼎之所以一直保持沉默，就是因为他远在中原，无法第一时间掌握政局的发展，结果在他意识到局势正在失控后，再想出面挽救已经来不及了。
在他所在的利益集团里，老秦人是绝对主力，其后熊氏外戚因为华阳太后的辞世不得不与宝鼎结盟，熊氏外戚随即也成了这个利益集团的主导力量。今天这两股力量放弃仇怨，携手合作，其爆发的力量非常恐怖，再加上宗室和楚系巴蜀人在一边推波助澜，咸阳宫根本招架不住。
秦王政在他们的逼迫下，赐死了尉僚，但老秦人和楚系熊氏要利用这次机会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于是要求秦王政“逐客”，要求秦王政把关东系全部逐出京城。
关东系在咸阳朝堂上的存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大秦长久坚持和实施“以法治国”的保障，这些寒门军功贵族与咸阳宫的王权相结合，牢牢把持着对大秦权力和财富的分配权，继而遏制和打击豪门世家贵族对大秦权力和财富的无止尽的占有和掠夺。正是因为大秦朝堂上有了关东系的力量，大秦的变革之路才延续至今，大秦的强国之梦才得以实现。
昭襄王后期熊氏外戚的没落和以武安君白起为首的本土老秦人的凋落就是因为关东人范睢的“固干削枝”之策，而“固干削枝”之策说白了就是打击豪门贵族对权力和财富的侵占，以维持符合大秦王国利益的权力和财富的分配原则。
秦王政时代，咸阳的政治风暴一个接一个，夏太后和长安君被打倒，赵太后和吕不韦被打倒，接着武烈侯和老秦人崛起，熊氏外戚随着华阳太后的辞世而没落，直到今天的徐福刺秦，所有这些政治风暴的背后都是寒门军功贵族和豪门世家贵族对大秦权力和财富的争夺，双方都想控制大秦权力和财富的控制权。
这种对峙虽然让咸阳风暴不断，让咸阳政局动荡不安，但它对大秦维持“法治”这个基本国策还是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如果没有这种血腥争斗，不管是哪一方胜出，“法治”必然会走向两条路，一条是走向“法治”的极端，比如大秦统一之后的高度中央集权，秦王政和法家大臣们把“法治”推向了巅峰；还有一条是走向“法治”的毁灭，一旦豪门世家贵族独揽权柄，他们对权力和财富的无止尽掠夺将让大秦“法治”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大秦的强国之梦可能会因此破灭。
所以这种血腥斗争对大秦“法治”的持续、长期和良性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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