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劫是一次性的，打劫的财富用完之后怎么办？再去打劫？被打劫的人因为“重农抑商”的政策已经一穷二白了，还怎么打劫？官营垄断在一定时间内的确可以让财富增长，但它的弊端也非常明显。战争结束了，王国和民众都变穷了，贫穷导致消费骤减，而消费的持续减少则让工商业持续萎缩，由此导致财富持续减少，如此周而复始，恶性循环，最终国穷民穷，王国崩溃。
春秋战国六百余年，诸侯争霸兼并，战争密集而残酷，从理论上来说，诸侯国早就崩溃了，但他们竟然持续了六百余年，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实施了农商并重的国策。计然、白圭、吕不韦都推崇“以商富国”，但这个“以商富国”是建立在“重农”的基础上。各诸侯国变法无论成功失败，最终都走上了“农商并重”之路，这才是诸侯国一代代把争霸局面维持下来的重要原因之一。
武烈侯穿越而来，这方面的历史经验还是较为丰富，所以他坚持“无为而治”，坚持农商并重的策略，为实现这一策略，他首先必须改变中土的局势，以便缓和甚至化解帝国统一后所面临的严重危机。
就今日中土局势来说，如果大秦提前占据西南，那么统一后就避免了两线作战的窘境，帝国的国力就足以支撑南北战争。如此一来，帝国的危机也就不至于非常严重，而帝国危机的缓和显然有利于缓解朝堂上的激烈矛盾，这种宽松的政局同时也有利于帝国在统一后所进行的权力和财富再分配。假如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能够让各方都满意，那么保证这一分配方案的国策肯定会让各方都获得一定利益，如此武烈侯的拯救帝国的梦想也就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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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烈侯重新认识到了西南策略的重要性，这段时间他把所有精力都放了这一策略对未来帝国命运所产生的巨大影响的研究上，所以他在这一次的长沙议事上做出了精辟而详细的阐述。
江南的军政官长和这些参加议事的蓼园巨贾们，也因此对西南策略的重大意义有了深刻认识，并把西南策略放到了一个足以影响到自己未来利益的全新高度上。
去年在中原的时候，武烈侯和军政官长们、巨贾们也就如何确保未来利益做过商讨，当时武烈侯拿出来的策略是“以退为进”，把财富转移到土地上，以逃避重农抑商之策对财富的掳掠。这一策略显然很被动，而且依照武烈侯的设想，本利益集团至少需要花费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摆脱这种被动局面，重新改变本利益集团在权利和财富再分配中的不利地位。
而今日武烈侯拿出的西南策略却是一个主动策略，一个主动控制中土大势发展，继而影响未来帝国的局势，改变未来帝国国策，在未来帝国的权力和财富再分配中赢得有利地位的策略。
当然，这一策略的不确定性也是非常明显，风险无限大。西南策略投入惊人，没有直接收益，而这一策略的回报纯粹是一种预期，这种预期随时都有可能被形势的不确定性发展打得粉碎，也就是说，本利益集团在西南策略上的巨大投入随时都有可能化作乌有。
说白了，武烈侯是又一次“画饼充饥”，只不过这一次诱惑的对象由灾民变成了本利益集团。如今武烈侯以自己的强势迫使本利益集团接受了西南策略，西南策略肯定要实施，现在武烈侯要做的就是说服本利益集团在西南策略上进行投入。指望咸阳在财力上支持西南策略根本不现实，只能靠自己，而回报就是未来的预期。以巨额钱财去投资预期利益，这个风险太恐怖了，即便这些中土富可敌国的巨贾们也是心惊胆战，忐忑不安，无法马上做出决断。
这场决定本利益集团未来命运，决定未来帝国命运的讨论整整持续了半个月，蓼园各方的争论非常激烈。
期间昌文君和甘罗赶到了长沙。公子扶苏和昌平君的“私人特使”章邯也赶到了长沙。昌平君在看到新的西南策略后，知道武烈侯暂时不会远征西南了，断然留下了章邯和麃（biao）浚两位大将，但他担心武烈侯因此产生误解，另外他对新的西南策略也有自己的看法，于是让章邯代表自己赶赴江南当面向武烈侯做出解释。
昌文君、昌平君和甘罗对武烈侯的这一策略都抱着慎重态度，因为风险太大了，一旦此策失败，本利益集团必定分崩离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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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阳也陷入了激烈争论。
秦王政和咸阳的中枢大员们被武烈侯的这一“宏伟”策略所震惊，它的实施严重影响到了大秦国策。
按照武烈侯所奏，这一策略至少需要五年，其财力耗费大约是大秦目前十年赋税收入的总和，而为此征发的徭役更是一个恐怖的数字。
当年修建郑国渠已经让大秦“深受其害”，吕不韦自主持修建郑国渠之后，国力损耗严重，大秦更是因此完全停止了对外战争，面对关东合纵军的攻击差点丢掉了函谷关。前车之鉴历历在目，大秦岂能重蹈覆辙？更重要的是，开凿南岭大渠，远征西南，对大秦的现在和未来到底有什么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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