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烈侯的直言相告给了熊炽以很大震动，再加上儿子熊庸在书信中的恳求，熊炽终于动摇了。
儿子十三岁离家出走，靠自己的努力赢得了今天的成就，而他的未来直接决定了熊氏的未来以及楚系在未来朝堂上的地位，此时此刻，熊炽在利益和亲情的双重压力下，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决策。
宝鼎已经做了最后努力，熊炽是否愿意留下那就要看熊氏的命运了，而从原有的历史上来看，熊氏在老太后去世后依旧坚持了下来，直到秦军准备攻楚之前，昌平君熊启才被赶出了咸阳。假如在这个细节上历史没有发生太大偏差，熊炽极有可能选择留下。
从颍川传来消息，司马锌在鄢陵击败韩国横阳君，横阳君败逃楚境。秦军随即向楚军淮北统率项燕发出警告，勒令他马上交出横阳君和韩国叛逆，否则后果自负。项燕不予理睬，调集大军陈兵边境，与秦军对峙，颍川局势紧张。
大梁急报，魏国宁陵君率叛军攻打方与、昌邑一线，威胁陶城。与此同时，齐军中都、北都兵马越过长城（齐国长城），正在薛郡曲阜一代集结，东郡和砀郡形势恶化。
秦王政再度急书武烈侯，督请他马上赶赴大梁，坐镇中原，统筹军政，处置危机。
宝鼎不敢怠慢，马上告辞母亲，与赵仪依依惜别，十万火急赶赴大梁城。
两天后宝鼎刚刚抵达舞阳，从大梁再传恶讯，魏人在陶城发动叛乱，正在昌邑指挥秦军作战的王贲不得不下令全军后撤，抽调精锐连夜赶往陶城平叛。
宝鼎没有丝毫慌乱，竟然在舞阳停留了一天，巡察舞阳大铁矿和冶铁大作坊。
当夜在军帐里，宝鼎召集主要属吏和琴唐、马骕、琴珪、张鹿等人商量加大铁矿的开采量和加速扩建舞阳冶铁大作坊。
秦军需要更好更多的武器，而打造武器需要炒钢，炒钢则来源于铁矿石的冶炼，这牵扯到一系列的投入，要投入大量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咸阳中枢和地方郡县肯定无能为力，只能寄希望于巨贾们的联合。巨贾们不停地投入，从粮食到武器，用度惊人，虽然他们的收益同样惊人，但咸阳中枢给他们的不是金银财宝，而是赊贷协议。如此巨额赊贷，不仅仅咸阳中枢感到压力巨大，巨贾们也是无以为继了。
宝鼎为了此事已经数次上奏秦王政和中枢，提出以新占领地区的土地和作坊做为交换。土地可以产粮，作坊可以生产，这就是财富，可以让巨贾们在得到收益的同时连续投入。
这是个好办法，宝鼎在拿下中原的过程中就是以土地和作坊来偿还巨贾们的赊贷，但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土地私有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工商业也面临私人的垄断，而这都与朝廷的国策相背离。
秦国在土地上实施的是计口授田制，顾名思义，土地归王国所有，王国赐予臣民土地，王国直接干涉生产，严禁土地买卖。这个土地买卖是指私人间的买卖，也就是说，王国反对土地私有化。在战国时代，自变法开始，各诸侯国基本上都是实施计口授田制，原则上不允许土地私有化。
宝鼎在中原的做法并没有违背这一原则，他不过是做为王国一方，授田给功勋者而已，不过他授田给巨贾们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律法的规定。这其中的超额部分就是做为偿还巨贾们的赊贷，而事实上这就是官府与私人之间进行的土地买卖，它将直接影响甚至动摇国策根本。
工商业也是如此，就像王国控制土地可以确保中央对土地财富的掠夺一样，王国在工商业上也非常需要官营的好处，以方便王国对工商业财富的控制和掠夺。
当前的矛盾就在这里，大秦若要加快统一进程，就必须获得更多的财富，但王国的赋税有限度，不可能无限制地支撑大规模的战争。宝鼎的做法就是引入私人财富做为补充，以此来支撑统一大战，但凡事有得必有失，既然王国要借助于私人财富赢取更大的利益，那么当利益获得之后，必然要从这块利益中分一部分给私人，其实也就是把王国利益让度一部分给巨商富贾。
这个时代的巨商富贾都是攀附在某个权贵或者某个利益集团下面，把王国利益让度给巨商富贾，实际上也就是让度给贵族士卿们，这就牵扯到了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问题，所以秦王政和咸阳中枢在这件事上自始至终没有松口，没有做出丝毫的让步。虽然他们默许宝鼎在中原以土地和作坊偿还赊贷，但因为没有律法做依据，宝鼎的做法实际上严重违法，一旦咸阳要对付宝鼎，这就是个重大罪责。
宝鼎一直在殚精竭力改变国策，而巨贾们在获得土地和作坊的同时，心中却难免忐忑不安。从律法上来说，他们无权拥有如此数量的土地和作坊，这是隐患，假如有一天咸阳秋后算帐，那他们不但竹篮打水一场空，而且还会受到严惩，最后恐怕连性命都保不住。
“我说过，你们要绝对相信我。”宝鼎说道，“国策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它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我们现在所做的就是过程。等到时机到了，条件成熟了，国策自然就会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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