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评述何勇的《垃圾场》专辑，会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同时也是一件很简单的事。
说它困难是因为《垃圾场》的作品从创作到制作再到最后的发行，时间跨度长达十多年，音乐的风貌和作品承载的社会信息非常繁杂。
而说它简单是因为《垃圾场》相对于《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张楚）和《黑梦》（窦唯）来说并不艰深。
如果说《孤独的人是可耻的》玩的是“思辨”，《黑梦》玩的是“氛围”的话，《垃圾场》玩的就是“情绪”。
很多人在谈何勇时都喜欢用“愤怒”这个词来描述他，其实“愤怒”用在何勇身上并不恰当，建立在思辨之上的“怒”可以称之为“愤怒”，建立在情绪之上的“怒”只能称之为“恼怒”。
有人会问：“何勇恼怒的根源是什么，是什么让他恼怒”？这个问题问得好，搞清楚何勇恼怒的根源对于理解《垃圾场》这张唱片至关重要。
事实上，2000年之前真正代表“北京摇滚”这个概念的就两个人——崔健和何勇。支撑这两个人摇滚的是两种完全截然不同的北京亚文化——军队“大院文化”和草根“胡同文化”。
崔健的摇滚是“大院文化”的产物，何勇的摇滚是“胡同文化”的产物。崔健摇滚的那种红色理想主义，那种具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社会批判在何勇这里是完全没有的。
何勇摇滚关注的是形而下的市井生活，是北京胡同草民们的喜怒哀乐。
如果说崔健的摇滚是一个形容词，那么何勇的摇滚就是一个动词。
如果说崔健的摇滚是一座雕塑，那么何勇的摇滚就是一段视频。
如果说崔健的摇滚是政治学的摇滚，那么何勇的摇滚就是经济学的摇滚。
崔健的“愤怒”是符号式的反抗，何勇的“恼怒”是引入日常生活的反抗。
崔健摇滚的根儿在******那里，何勇摇滚的根儿在老舍那里。
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之间，北京出现了一批体制外的无业游民，一批混迹于北京胡同的小混混，何勇就是其中的一员。
何勇当不了流氓，因为他心不够黑，也不懂得阴损。
何勇也当不了痞子，因为他不够世故也不够油滑。
何勇只有一张吱吱嘎嘎响的床，他骑着单车在胡同间游晃，他只能是一个北京胡同的小混混。
何勇的世界观就是一个北京胡同小混混的世界观。
何勇的“恼怒”来源于身份缺失引发的焦虑感和孤独感，来源于由于财务状况的窘迫和身份的可疑在泡妞过程中的挫败感，来源于北京胡同被“现代化”，自己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的不安全感——《头上的包》、《姑娘漂亮》和《钟鼓楼》这三首作品说的就是他“恼怒”的三个根源。而同名标题歌《垃圾场》则是何勇多重“恼怒”叠加和放大后的一次情绪“井喷”，何勇的嘶吼相当蛮横，带着一种“义和团”式的暴力情绪。
《垃圾场》这张专辑一共八首原创作品，另外四首展现的是北京小混混的日常生活。《非洲梦》轻快的节奏会不会让你想到老舍《茶馆》里众茶客海阔天空的胡吹海侃？
《聊天》的市井语言会不会让你想到王朔《顽主》里顽主们渗透着机智幽默的贫嘴和饶舌？
《冬眠》的朋克味很浓，简单，直接，有力，会不会让你想到北京作为古燕赵之地，北京人身上那种千年传承的“狠”的遗风？《踏步》萨克斯营构出来的优美会不会让你想到老北京胡同午后的宁静和闲适？
《垃圾场》是何勇九十年代初对北京生活的一次富于个人经验的隐秘书写。
都市化进程使“胡同文化”逐渐丧失了生存的土壤。
胡同文化的本质是一个熟人世界，而都市化派生出来一个生人世界。
昔日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街坊邻居被满大街的流浪汉，乞丐，小偷，与猪八戒厮混的按摩女郎，给人看吉祥的唐三藏取代，往日的宁静和温情被今日的喧嚣和危险取代，就像何勇歌中唱的那样：“人们就像虫子一员，在里面你争我强”。
北京现代化的进程就是一个“胡同经验”让位于“街道经验”的过程。如果说“胡同”是为了生活而存在的，那么“街道”就是为了交换而产生的。
胡同里只能养狗，不会有漂亮姑娘所需的汽车和洋房，只有在街道上才可能出现汽车和洋房。
胡同是一个熟人的世界，不需要警察掺合，而街道是个生人的世界，需要警察，而且是“拿着手枪”，随时准备出击的警察，国家机器对个人生活的干预不是减弱了而是增强了。
街道取代胡同，城市空间就需要重建，城市空间的重建意味着秩序的重建和价值链的重建，在这个重建的过程中，“胡同小混混”是********和底层化的。生活空间的更迭，身份的丧失，“胡同文化”生活经验的全部作废，国家机器对个体生活控制的加强，利益再分配中受到排挤和打压，使得胡同小混混的社会竞争力下降，使得胡同小混混开始恐慌和暴怒。
所以何勇声嘶力竭地喊叫“还有没有希望”，其实他不是在喊“这世界还有没有希望”，而是在喊“我还有没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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