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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一民轻轻吻了吻柳叶的额头，叹了口气：“你说的没错姐姐，但我们看到成绩的同时也不能回避我们所面临的腐败问题，社会矛盾问题，官员的思想观念等等问题，要想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进行彻底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铲除腐败这个毒瘤也无从谈起。当前反腐倡廉建设与人民群众的期待有很大差距，腐败现象在行政权力集中的部门和资金资源管理权集中的领域，社会事业、国有企业等领域腐败案件逐渐增多，发生在领导干部中的腐败问题依然很突出。姐姐，我国五千年的历史证明，执政者最大的危险就是腐败。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政权的性质就可能改变，就会“人亡政息”。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极为严峻的重大考验。历朝历代都出现过清官，比如宋朝的包拯，明朝的海瑞，但这样的清官太少了。一个社会如果让邪气压倒正气，让正直的人没有市场，那么这个社会就快走到了尽头。姐姐，你分析过吗？为什么封建社会的清官会那么少吗？我认为最大的原因是‘人治’，是体制的问题。用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利去进行国家的统治，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随意性太大，也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和成本太高。人治依赖于人们的道德水准。只有贤德完善的人作国君，才有上梁正而下梁不歪的效果，社会秩序才会产生。若治理者与被治理者的道德水准极低，形同野兽，弱肉强食，其人治成本就会极高，其人治也就无效。一个没有贤君的国家，人治是无效的。
人治就是一人之治，就是专制，没有法律，即使有法，那也只是王法，严刑酷法。在封建专制社会，实行的是“家天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什么是法？朕就是法。封建的宗法观念是：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皇帝的话，就是圣旨，抗旨不尊，意味什么？要杀头的。杀头就杀头呗，一人做事一人当呗，他还要株连，株连就株连呗，还要夷三宗，灭九族，斩草除根，给连根拔了，多么惨烈呀。皇帝叫你三更死，你不敢五更亡；叫你死，是赐死，是赏赐。岂有此理！你想一想，这样的一人之治，国家的治理，只能寄托在皇帝一人身上，寄托在贤明君主身上。纵观我国的历史，历代皇帝，至德明君有几人？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寥若晨星。庸君昏君多如牛毛，夏桀商纣，阿斗徽钦，比比皆是。人治在今天，就是家长制，是长官意志。许多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惟命是从，甚至形成了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这种家长制作风，除了使个人高度集权外，还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许多问题的是非曲直，不是依靠法律条文，往往得由领导人来裁决，给我们工作和事业带来严重损失。必须彻底改制。如果政治体制不改革其它的都是扯淡，法治社会也无从谈起。
目前我国有许多问题，错综复杂，都牵涉到政治体制改革，许多人在理论上抽象地肯定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但在具体的问题上，或牵涉到个人的利益时，又持否定的态度，说：我们的政治体制多么好，多么优越，言外之意，根本就不需要改革，现在政治体制改革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这个矛盾解决了，其他一系列矛盾与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政治体制要改革就要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如果权力集中问题不解决，谈反腐败、缩小贫富差距等等都是空话。对于今天的社会状况，党内和高层存在着两种意见，一种是占主流的要坚持社会主义，要实现共同富裕，要求改革。另一派代表了特殊利益群体，他们对深化改革的热情不高，想方设法要维持自己的既得利益，阻碍改革。最常看见的就是一些人用“影响稳定”来作为延缓政治体制改革的借口。难道贫富差距、两极分化就不影响稳定了？等到社会承受的极限被突破，想改都来不及了。调查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约孕育了两至三万名亿万富豪，而其中90%以上是高干子女，其中约三千名高干子女，共拥有资产两万亿，相当于一年的全国财政收入，人均超过六亿，并且掌控着国家的金融、外贸、国土、大型工程、证券等五大领域，单从他们身上看，我国已经出现了官僚资产阶级。其实，你们家族也是其中之一。
另外，还有一些高干子弟在国外金融财团任职，通过与国内高层的亲朋关系，充当外国人的代理，即现代“买办”。他们提前窃取国家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数据，甚至直接或间接干预国家的政策制订，保证外资在国内资本市场上呼风唤雨，如鱼得水。
改革开放前这些高层保有政治上的特殊地位，现在他们同时取得了经济上的支配地位，权力与资本结合，使他们上天入地无所不能，而权力与资本结合，也必将改变着权力与资本自身的性质：权力依靠资本自肥，而会主动为资本服务，会彻底改变“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性质；资本利用权力，到直接掌握权力，会使我国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为法西斯独裁统治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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