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它们被呈上朝堂，成为御史大夫弹劾的案件，这就意味着御史台总宪、陈郡谢氏的家主对杜氏出手了，那些隐藏不动的“小案子”转眼翻成了大案，在此时成为一记重拳击向杜策。
不得不说，谢迥这个时机抓得太好了！
圣人对伪谶言之事非常震怒，杜策作为家主和长兄，受到杜筠案的“牵连”是必定的，而谢迥在此时加一把火，将杜氏子弟摁下去的不法事翻出来，就等于给圣人递了一把刀子，上面刻着国法和道义，让圣人从重发落杜策就成了应当。
圣人利索的接了刀子，大发雷霆，斥责杜策身为长兄如父，教弟不严，纵其谤毁未来储君，辜负国恩，简直令国人痛，敌者快；而身为家主，律家不严，纵容子弟欺凌百姓，不严惩何以维护帝国安定，维护国法之威？
尚书令魏重润、门下侍中崔希真、门下左卿邵崇廉等宰执和重要大臣也纷纷补刀，攻击杜策立家不严，持身不正等。
当然，也有为杜策说情的世家朝臣，但最多只能以杜策身为家主不知情为由，为其摆脱“纵下”之罪。但身为吏部右卿，这个“不知情”就是大过了，连家里子弟跋扈违法都“不知情”，又怎能当得起吏部右卿之职，监察、考核百官？圣人当殿罢去杜策吏部右卿之职，贬为黔中道遵州刺史，并从荆国公降爵为新野县侯。
谕旨一下，朝野都沸腾了。
按照穆宗朝整顿吏治时定下的规矩，朝廷每对大案、高官的处置，不涉及敏感不能言的，都要由京兆府在四城贴出布告，晓谕京城各坊。这让长安百姓对政事的知晓度和关注度都极高，杜筠的判罪公告和杜策的贬官公告一先一后张贴出来，没过两天，长安城上下，从官员到士子到坊间平民，几乎没有不知道的，人们议论纷纭，成为京中的大新闻。
对世家来说，降爵是次要的，关键是贬官。爵位只是虚衔，虽然代表着品级地位，但甲姓世家的地位不会因为爵位的一时削降而有损；相反，官职才是握在手中的实权。何况吏部是诸部寺监司之首，掌官员的考核升降，是职权最重的要害部门，岂是只领爵禄的公侯可比？
再者，杜策贬官的黔中道位于帝国的西南边域，山高林密，路险难行，而且地物贫瘠，论帝国最穷的几个道，必有黔中道，有个笑话说“黔中道除了驴，什么都不产”，这个当然夸张，却道出了黔中道的穷。杜策被贬到这里，足见圣人厌憎。
茶楼酒肆谈起杜氏都嘲讽嗤笑说“杜氏这次栽了，栽得比陆氏还惨……”陆氏家主好歹没贬到边僻之地任刺史。
按说甲姓世家在民间的声望都很高，这种幸灾乐祸的嘲讽嗤笑就有些不寻常了。虽然世家不乏巧取豪夺、欺压良民之事，但首尾都收拾得干净，面子上抹得光，恶事很少传扬开去，加上各世家平时都很注重做善事，比如建福利堂抚养贫弱及孤儿、建义塾学堂免费教育贫家孩子、捐建公利图书馆、修道路河桥、在坊内建休闲广场国民花园等等，在民间口碑都不错，有威望又有德望，即使偶尔出现背后唾骂世家的，也如大海中的浪花般，很快淹没下去。
但这次显然不同。
杜策的贬官公告贴出来后，坊间立刻有小道消息流传，说杜家做了哪些哪些缺德事，强占风水好的墓地屋宅，欺男霸女，还闹出了人命；还有消息灵通的说，大理寺都立案调查了，所以才惹得圣人大怒，从重发落荆国公。这些传言说的有鼻子有眼，有名有姓，容不得人不信，京兆杜氏的威望一下落到了底，坊间谈起杜氏都很厌憎，伴随着呸呸的“活该！”声。
“……谁让他们造谣，诬蔑秦国殿下，只是判徒刑，还是圣人仁慈了。”
……
伪谶言传到长安时就受阻了，没能在帝京城内流传开，因为京兆府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在长安各大街各坊曲布告栏内贴最新的灾情通告，京兆令尹又下令各酒楼茶楼说书的，必须通报灾情数字，长安士庶百姓或看了布告或听了说书又议论流传，谣言传到长安说死了几十万人上百万人便会被长安百姓瞪眼嘲讽“这哪个说的大瞎话没看朝廷的布告呀”。
而年轻的独孤氏家主、京兆令尹独孤穆媗还很有创意，不以官府出面辟谣，而是给长安各大学府——官学和私学——都发了一封京府公函，请各大学府在校内辟谣，并组织优秀学生到长安街头坊内辟谣。
长安各大学府一下沸腾了。
这是大事呀，也是表现的好机会！
再者，学子中对秦国公主李毓祯崇拜的还不少——既是年轻的武道宗师，又率大军攻伐灭了吐蕃，多少学子论起来激动？帝国有这样的未来储君是令人骄傲的，也令人憧憬。
无论世家还是士家学子都踊跃报名。
他们都是十五六岁、十六七岁的年纪，是少年，也是青年，有激情又有想法，很快，各种辟谣方式就出现在长安各大街和各坊内。
这些学子中不乏世家和士家的俊男靓女，让坊间百姓在义愤填膺的表达对谣言的愤慨时，又激动的看到了平时绝对看不到的贵家郎君女郎；相应的，每次辟谣表演后，摆设的义捐箱也被长安百姓的激情塞满，学子们的激情宣传感染了长安士庶百姓；也让伪谶言在京城完全没有了散播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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