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有皇上恩典，玛法必然能够广为传播福音的。”不知从何时起，原本张口闭口不离“皇兄”二字的博穆博果尔，如今却总是和普通官员一样，言必称“皇上”，而且是高拱双手。
一旁的董鄂氏忍不住扭动了一下身子，很不自在。
“过几日玛法也别忘了在给泰西教主的信函中，将您建成南堂、广收教众这几处大大的功绩写进去呢！”王爷善意“提点”道。
此堂也的确值得赞叹：其圣堂长八丈，宽四丈四尺，奉无染原罪圣母为主保。同时还在西侧建了神父住宅、天文台、藏书楼和仪器馆，四米高的铁十字架矗立在教堂的顶端。教堂竣工后，福临御笔亲书“钦崇天道”匾额，高挂在圣堂主殿之内。
“王爷说笑了，区区小事，何足挂齿？不过泰西那边倒是传回话来，或许这一两年之内，我大清就会有自己的主教了。”汤若望终于一个没忍住，和自己的教徒、大清的亲王说出了心底那份大大的期许。
“是吗？太好了！到时若我还能尽力，必定为玛法上疏朝廷，保玛法这大清首任教主之位！”博穆博果尔也是高兴，信誓旦旦道。
汤若望闻听此言，只能是抱拳拱手，“多谢、多谢”一番客气，却不便详细阐明：主教的任免权不在你们大清皇帝，而是在梵蒂冈的教宗手中。非但如此，现今的汤若望虽然贵为大清正二品大员，可若是从教职上定位，他还必须屈从于澳门主教！
原来，“圣主临世”的第15世纪，西班牙、葡萄牙两国的航海家，发现了东来的航海路线之后，传教活动迅速炽热起来。到了15世纪末期，教宗亚历山大六世以“保教权”的形式划定了西葡两国的传教和势力范围。
葡萄牙国王的“保教权”是在1493年从教宗亚力山大六世手里获得的。当时，葡萄牙、西班牙向海外探险，开辟了通往美洲、亚洲和亚洲的航线。很多传教士通过这些航线到当地传教。从里斯本到好望角，再到印度洋的航线，是葡萄牙人达•伽马在1498年“发现”的。因此，教宗亚历山大的继任者列奥十世在1514年将亚洲的“保教权”也授予了葡萄牙。
1533年，葡萄牙在葡属印度果阿设立了“主教区”，其管辖地区由南非的好望角一直伸展至日本。1576年，教宗额我略十三世正式成立澳门“教区”，管辖日本、中国、安南和南洋（除西班牙管辖的吕宋外）等处教务。自此，在中国全境之内，葡萄牙驻澳门总督负责监督中国的传教事务，建立在中国内地的天主教会也一直隶属于澳门主教，而澳门主教又归印度果阿总主教管辖和领导。
随着葡萄牙航海探险而在海外复兴，“保教权”可以说是欧洲国家瓜分世界的代名词，且很长时间里就是葡萄牙和西班牙平分秋色的标志。或者说，海外的“保教权”之确立，首先应归结为欧洲国家基于宗教精神的“统一体”认识：当欧洲扩张时，各国彼此心照不宣地采用一种便利的原则，即基督教国家有权把野蛮人和异教徒的土地占为己有，却无需顾及有关的土著民族的反应和态度。如此一来，“保教权”必然发展成为对传教区的一种“支配权”！
只可惜大清顺治十二年的人们，无论汤若望，亦或福临，都不可能知道短短一百年之后的18世纪，随着葡牙帝国海上霸权的衰落，中国天主教的保教权逐渐转至法帝国。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法国公然将“传教自由”、“设立教堂自由”等写入了一系列“条约”之中，意即对在华天主教享有“保教权”！如果说，早期葡萄牙对华天主教的“保教权”含有“殖民主义”色彩的话，那么，清末法国对华的“保教权”则已经包含“侵略主义”色彩！
“司铎大人，宫内传出话来，请你进宫……”
正在尴尬之时，终于有人出来打圆场了！原来，不知何时，貌似博穆博果尔的潘尽孝却又从门外走了进来，轻声禀报汤若望。
“哦，既如此，小王就不打扰玛法办差了！”襄亲王识趣的起身告辞。
但一旁的董鄂氏，闻听久违的“宫内”二字，却分明不自觉地再一次了颤抖了一下身子，终归也没逃过汤若望和自己丈夫的眼光……
汤若望将年轻的夫妇二人送至圣坛门口，就不便出门了。看着两人一前一后走出院落，老司铎突然在脑海中闪现了四个大字：“貌合神离”！
唉，不知道如此“神离”日久，终归有一日还能不能继续“貌合”呢？汤若望无限惆怅的想着，更多的是对自己第一位有权有势有地位的教徒未来的担忧，或者说是对自己传教大业的担忧更为贴切……
《打油诗一首•看每句首字》
看遍近史皆失意
正说当年有契机
版图之外已砥砺
去来乾坤难自知
起身已穿六甲子
点尽天下苦与乐
中华辉煌万人痴
文武皇朝唯大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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