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番询问，饶是况钟、邹亮二人心气平和之人，此时此刻也被气氛所感染，各自轻叹了声道：“大人说的是？”
杨峥并没有停下的意思，稍作停顿继续说道：“凡是在诉讼中碰到可疑的案件，与其使当兄长的委屈，不如让他的弟弟委屈；与其让当叔伯的委屈，不如让当侄子的委屈；与其让贫民委屈，不如让富民委屈；与其让愚直的委屈，不如让刁顽的委屈。如果案子是争产业的，与其让小民委屈，不如让乡里做官的委屈，来拯救流传下来的弊端。做乡官的用计来夺取老百姓的田产和债权，用假的地契来侵夺地界威逼老百姓，无所不做。为了富不仁义，天下都是这样。所以说是救弊。如果案子是争谁说得错，与其委屈乡官，不如委屈老百姓，这是为了让当官的体面。这么做看似不公平，实则是最公平的，苏州的权、势、财都在富户、大户手中，天下四得其三，贫苦百姓遇事唯一能靠的就是官府，倘若官府是一个愚蠢昏庸之人的官吏，百姓所以靠的官府，怕也没了保障，这时候他们只能自己解决，可面对拥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富户、大户，百姓根本无胜算，这里面固然有天下的不公，但另一方面，也不是没有认为的因素，吴中多刁民，性情凶顽好健讼，一些刁民读书无望，便充当了讼师，其中的危害，况大人身为知府，平日里断案无数，比我可清楚多了？“
况钟点了点头，所谓的讼师，其实就是帮大户人家打官司的讼棍，朝廷断案看似简单，实则过程很复杂，寻常百姓，倘若要严格规定凡是诉讼活动都必须当事人自行进行诉讼活动，不得有代理人代为办理。除了妇女、老幼、现任或退休官员及士大夫，可以由家人代为出庭应诉，其他人一律都要亲自出庭。即使是请人书写诉状，代写人也不得对诉讼事实、情节有所加减。
从唐代时，对讼师多有约束，并专门设有“为人作辞牒”的律条：“诸为人作辞牒加增其状、不如所告者，笞五十。若加增罪重，减诬告一等。”为人代写诉状要负担诬告反坐的刑事责任。而宋朝法律则直接规定代人诉讼为犯罪，景德二年诏规定：各类人物告讼与己无关的事就要处以决杖、“枷项令众”十日。经常为人告讼、情节严重的，要上报皇帝，决杖后配军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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